推薦理由
在石器到蒸汽機、內燃機與電力等技術的發展脈絡中，我們不難發現海德格爾提到的技術“集置”從未缺席過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實踐。這里的“集置”之意在于：當我們發明與使用技術時，技術也在“規定”著我們的生活與思考方式。最為顯著的影響莫過于：在長久地使用技術與機器后，我們對技術的“工具主義”看法與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秉持。
隨著計算機與人工智能的出現，讓人們不得不去思考：當機器從工具“升格”為傳播者時是否會打破慣常的人機關系，即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雖然，我們還未進入到強人工智能時代，但是透過現有的“人-機”交互，乃至于“人-機”傳播實踐，是否可以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人”的定義，思索當傳播走出“人-人”，進入“人-機”領域時，此種外延是否又會擴充“傳播”的內涵？
本書系新聞傳播領域計算機中介傳播和人機傳播課程以及智能媒體相關課程對應的教材，系統的介紹了“計算機中介傳播”與“人機交互（傳播）”的相關實踐與理論。教材好比一幅地圖，我們閱讀目的絕非是按圖索驥，而是在閱讀的過程中，以自己的“智識”為比例尺，去度量研究這塊熟悉卻又陌生的土地。
作者介紹
牟怡，上海交通大學特別研究員，媒體與設計學院傳播學副教授，擔任國際學術期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編委、十份國際學術期刊的邀請審稿人，曾獲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會、美國傳播學會、上海交大-國際傳播學會國際新媒體論壇最佳論文獎等榮譽。長期致力于新媒體技術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應用與效應的研究，著有《傳播的進化：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人類的交流》。
內容簡介
本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人機關系、哲學思辨、研究發展的系統綜述。第二部分為計算機中介傳播，將圍繞相關主題展開，包括人際交流與關系、信息素養、數字鴻溝等，覆蓋計算機中介傳播的學術前沿話題。第三部分為人機傳播，系計算機中介傳播的自然延伸和發展，這部分完整介紹并討論了人機傳播領域的起源、概念、各個主題，以及相關的研究方法等。
第一部分為第一、二章作者在緒論中簡單回顧了機器的歷史，介紹了對技術工具論、技術決定論和反技術論。同時也指出本書討論的各種現象與問題的基礎：互聯網技術的中外史。此章之后討論的諸多問題，從本質上與互聯網誕生之初的設定息息相關。隨后，在回顧了傳統傳播定義與模式的基礎上，介紹了計算機中介傳播與人機傳播的定義。計算機互聯網技術使得傳統的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之間的界限模糊，中介化概念順應技術的發展而生。而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智能機器使得機器與人類之間有意義的傳播成為可能。
第二部分為第三至九章，作者簡介了直接決定計算機中介傳播機制的互聯網特點：“去中心化”與“社交空間”。從用戶角度分析，進而提出使用與滿足理論提供了不同于傳統媒介效應理論的思路。指出互聯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適合培養社交關系的工具。線上互動產生的效果源自“臨場感”的產生。對常見的社交媒體現象展開逐一討論，討論了社會資本和自我呈現等問題。探討了數字時代新聞生產與消費的諸多問題：公民新聞是否會取代專業新聞生產？媒體內容的廣播與窄播的二院對立是否依然成立？算法推薦是否會導致信息繭房？上述問題給傳統媒介效果理論帶來了挑戰。
第三部分為第十至十六章，作者言明了“人際傳播”領域的重要性，詳細介紹了人類與聊天機器人/智能語言助手、實體機器人與社交機器人的傳播實踐，展開討論了用戶認知、態度與行為的相關研究，以及上述傳播實踐帶來的社會影響。
最后總結了一系列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倫理、法律法規問題。這些問題雖然尚無定論，但是會直接影響未來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甚至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理解這些問題將有助于理解人類社會目前和未來將要面臨的各種與技術相關的問題。
本書目錄
第一章 人機關系的歷史與哲學視角 ?003
第二章 從計算機中介傳播到人機傳播 017
第三章 互聯網的特點和使用 035
第四章 數字時代的人際傳播關系（一） 48
第五章 數字時代的人際傳播關系（二） 60
第六章 數字時代的新聞 73
第七章 數字時代的娛樂與學習信息素養與數字鴻溝 86
第八章 信息素養與數字鴻溝新媒體廣告與數字營銷 100
第九章 新媒體廣告與數字營銷 114
第十章 人機傳播的基本假設與相關理論 131
第十一章 機器生成內容及效應 144
第十二章 聊天助手的使用及效應 158
第十三章 實體機器人的使用及效用 172
第十四章 社交媒體上的社交機器人 188
第十五章 機器人的社交線索 200
第十六章 人工智能相關倫理與法律法規 217
參考文獻 230
閱讀感悟
1.在經驗中“自然”生長的學術概念
乍看之下，媒介化可供性、可見性、具身性、物質性與媒介本體論等概念“新銳”，既抽象又玄妙，總之是令人一頭霧水。若我們對于當下的傳播實踐的認識仍停留于萊文森的媒介“廝殺”階段，那么無法理解上述概念也實屬正常。
以可供性為例，其實對于可供性的認識早已有之，只是當時對于可供性的表達是以另一種話語：即某一具體媒介自身的局限性，如報紙、廣播、電視的版面、波段、時長總有限制；報紙適合嚴肅閱讀、廣播適合陪伴、電視則是更適合娛樂；報紙帶有精英屬性、廣播電視則附有大眾屬性等。不同的傳播形態自有優勢，又有劣勢，然而當網絡技術迅速發展并普及后，我們發現網絡可集“眾媒之長”，簡直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于是乎，大家便一個猛子扎進以網絡技術為基礎的“傳播研究”中。此間就提出了一個常常被討論的話題：新近的傳播形態會取代之前的傳播形態嗎？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紙媒的生死”。
隨著傳播形態、傳播實踐與相關認識的不斷豐富，傳播研究的體系也在不斷擴展。在擴展的過程中，零碎的知識總歸會收攏在一起，被串聯起來后形成的抽象概念就像是軍訓時的哨聲，只要一響，即便是躺到在地的各式經驗也會立馬集合。可供性便生長于根植工業時代傳播認識中的新媒體時代傳播實踐中，可供性等概念的提出源于舊經驗與新實踐的不匹配。
沒有過時的認識，只有還未形成體系或進入已有體系的認識，不同于物理學此類的自然科學，就目前而言目，或許是因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過于豐富，所以霍金沒有找到“萬物理論”，愛因斯坦沒有找到“萬能公式”。然而人文社科卻有可能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知識體系，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十分穩定：人類行為及其行為影響。如此看，“人-機傳播”問題極有可能成為傳播學的認識領域之一，或許這個領域有點新——目前我們還停留在“人-機交互”的實踐中，然而從“具體傳播形態的局限”到“媒介化社會的可供性”這一認識變化啟示我們應時刻關注當下，今天的“肥料”堆足了，過段時間就有可能長出一個“新果子”。
2.何為Ta者、何以Ta者
斯賓格勒在《人與技術》闡明了人類技術的“生物屬性”，從而得出“人無技術無以立”的結論。顯然，人尤其是現代人無法離開技術，如此我們只能選擇去探討擁抱技術的可能，即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持續發展中，是否會出現真正的強人工智能，出現類似于“人-人”傳播的“人-機”傳播。
雖然傳統意義上的“交流”完全以人類為中心，僅把技術作為媒介看待，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交流的主體不應局限于人類，雖然歷經多年發展形成的——傳播的傳遞觀、控制觀、游戲觀、權力觀、撒播觀與互動觀——六類傳播范式是以人類為中心建構的傳播研究取向與進路，但可將人類中心主義的傳播范式化約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從而進一步分析“人-機”關系。
傳播范式中的主客體對立關系
回看六類傳播范式傳遞觀、控制觀與權力觀主客體對立關系強，但擁有明顯的受者——傳播中存在與之對應的客體，客體是傳播中并不可少的“他者”，即承認了“他者”的主體性。游戲觀、撒播觀以及共享和互動觀，主客體對立關系弱，傳播中的受者卻較為模糊，即不存在與主體對應的明確的、具體的“客體”。主客體對立關系強者相對應的對傳播的定義或要求更為嚴苛，對立關系弱者則反之，換言之，主客體對立關系強者的傳播規則嚴格，對立關系弱者則反之。在傳播范式中的主客體對立關系中隱含了分析人工智能成為“主體”或“他者”的兩種分析路徑：其一，嚴苛的“他者”；其二，寬松的規則。
（1）嚴苛的“他者”
在“強對立關系”的傳播過程中必然存在受者，即他者接收、處理、反饋或再傳播傳者傳播的內容，這便對受者擁有獨立意識、邏輯判斷與內容組織能力提出要求，顯然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并不能滿足以上要求。目前人工智能研究進路主要分為兩支：其一，以物理符號假設為基礎符號主義。物理符號假設包括一個內置符號識別子系統、一個內置語法規范子系統以及一套用于規定輸出的表達程式。
其二，以人工神經元網絡技術為基礎的聯結主義。休謨認為人類感官接收刺激產生的感覺印象并不具備表征功能，當感覺印象的各個個例進入心智系統后被抽象與記憶，經過抽象形成的感覺觀念具備表征功能。概言之，聯結主義志在以數學方式模擬人類神經元網絡運作方式，并通過不斷訓練以期得到合格輸出[1]。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術雖然具備一定的邏輯判斷與內容組織能力，但并不具備獨立意識,如此便否定了人工智能的“他者”地位，人工智能技術就如同蒸汽與電力般會深刻影響人類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但其只是人類技術發展到較高階段的技術。若要成為主體，則對技術提出更為嚴苛的要求[2]。
（2）寬松的規則
在“弱對立關系”的傳播過程中對受者的個體要求并不高，“有耳聽者”即可為“他者”，“弱對立關系”并不片面追求傳播效果，而是追求傳播得以達成的可能，即以盡可能地減少傳播得以形成的條件。如此，在不追究獨立意識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技術便可成為傳播——即便是基于應用形式規則的“圖靈機”以及無法理解語義規則的“中文屋”思想實驗中的被試——（潛在的）對象[3][4]。此類人工智能技術在生活中已大量應用，手機中的智能助手，倉儲運輸中的智能機器人與自動駕駛汽車等，皆可接收外部指令，進行邏輯判斷后，輸出經尤其組織的內容或進行下一步的行動。
傳播的傳遞觀、控制觀、權力觀以及共享和互動觀均在不同程度上強調著傳播內容的重要性，在傳播過程中重要的不是傳者說了什么，而是受者是否“接受”了傳者所傳播的內容。相比之下，傳播的游戲觀與撒播觀中并未強調傳播的內容，它們強調的是傳播行為本身，換言之，只要主體存在，便無所謂客體是否存在以及傳播的內容為何。
此時如果倒轉“人—機”關系中的“人類中心主義”，暫且將“機器（技術）”看作主體，無論是強調內容的范式還是不強調內容的范式，“機—人”交互已然成為現實，而且將改變“主仆思維”模式[5],例如，當你喚醒智能助手讓其查詢天氣信息，當其給予你反饋時，一個有效的傳播過程已經完成。當作為技術的人工智能開始處理、傳遞或反饋內容時，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已經具備了主體地位。
如此又通過算法編織的人工智能，承載人工智能的終端引出了又一個可供傳播學討論的議題：物質性[6]。當我們對“物質性”進行討論的時候，又不免回看人工智能在傳播中是否具有主體地位，即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成為Ta者？概言之，在計算機中介傳播、人機交互之后，是否會真的出現以強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持的人機傳播，畢竟所謂的“人機傳播”——人與機器的交互——早在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便以實現，馬克思也闡釋了他對“人機傳播”的憂慮，即“異化”問題。
內容摘錄
牛頓的“機械宇宙觀”或“鐘表宇宙觀”曾在很長時間里影響了西方社會，人們陷入一種對技術、機器和純秩序的漫長迷戀之中。整個宇宙被看作是一個復雜的機械系統，由遵循特定物理規律的物質粒子組成，并且可以通過數學加以詳審細查。
——第一章 第7頁
計算機中介傳播指的是任何通過計算機技術或者在計算機技術的幫助下完成的人類傳播行為。從廣義上說，計算機中介傳播包含了符合人類傳播范疇的計算機使用的各個方面。人機傳播就是人與機器之間的傳播，也即人與機器之間進行的意義生產與傳播。延伸傳統的傳播模式、人際傳播指的是當交流一方變成機器后所進行的傳播。
——第二章 第24、25頁
但是，技術只是故事的一半。盡管炒作機器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我們的現實，但我們才是最后利用技術并以此為基礎采取行動的人。人類的能動性決定了機器在分析并給出新建議選項時所使用的數據。
——第三章 第95頁
很多情況下在線互動會帶來非常積極的結果。但這是如何實現的呢？這與一個叫做“臨場感”或者“電子臨場感”的概念有關。簡而言之，臨場感是一種“非中介化的幻覺”。
——第四章 第51頁
與傳統線下場景不同的一點是，社交媒體上常常會出現“情景坍塌”的狀況。例如，一位大學教授同時具有博士生導師、高中同學、幼時玩伴、學生家長、協會成員等不同身份，那他面對何種目標人群該發表何種言論，而這些言論又會如何反過來影響他人對他的印象？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第五章 第71頁